1989年大营盘:我的初三补习年，苦里熬出不服输的光

一、九十年代的“补习潮”与我的“二次机会”

九十年代的十八线小县城，“读书”是农村娃最现实的改命运路。

那时“补习”是常态，有人为了考学甚至连补好几年——能考上小中专的是县城尖子生，考上高中的算二等生，而我，第一次中考落榜，成了没资格读高中的“三等生”。

1989年，距离县城五公里的大营盘补习学校，成了我唯一的退路。

那地方不像镇子，更像荒无人烟的村子，人们说“清净没干扰，适合读书”，可后来我才明白，这份“清净”，是用一整年的苦日子换的。

二、对比：补习前的“甜日子”

去大营盘之前，我的住校生活远称不上苦。初中时要么和姐姐同住，后来搬去小姨家住，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嘴从没亏过。

放学必去校门口的小摊前逛逛：陈醋时加点芝麻香再加点蒜末的佐料伴着又坚又滑的碗托、裹着冰碴的冰棍，还有杏瓣、炒豆这类零嘴；就连下课十分钟，都要挤到铁大门前，从网格缝里递上几毛钱，换一根五颜六色的冰棒，咬一口，解渴又解馋。

那时从没想过，后来的日子里，这样的“甜”会变得那么奢侈。

三、大营盘的“苦”：吃与住的生存考验

1. 食堂：难以下咽的“集体伙食”

到了大营盘，最先让我崩溃的是吃饭。那年代开学要交粮食和伙食费，厨师把粮食存上大半年，做出来的饭满是“陈味”。

正长身体的年纪，两人分一盒饭都吃不完——不是饱，是难以下咽。

米饭里要先挑净米虫，馒头硬得像铁疙瘩，有男生气不过，把馒头往地上一摔，“哐当”一声响，骂着“这能吃？”，最后要不饿肚子要不自己去买点零食了。还有所谓的烩菜，就是放久了黏糊糊的粉条和土豆，偶尔有点大白菜等。

实在饿极了，就先吃一半，等同伴来了再分剩下的；有时两人时间对不上，要等好久，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只能忍着。

学校只有一个小卖部，我买得最多的是糖擦酥饼，那是当时唯一能填肚子的美味零食，直到现在回老家都会买几代回味回味！

2. 宿舍：26人的“寒冬惊魂”

住宿条件比吃饭更难熬。一间宽敞的宿舍挤了十几张上下铺床，当年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寒气像针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我们的取暖设施就是洋炉子，大家都忙于学习，即便是轮流值日生火，大家都凑乎的放点碳进入，保证不灭掉就不错了，想像一下大空间仅一个有点烟，甚至连火星到看不到的炉子，温度能有多高？

我们每晚睡觉都得穿着棉袄、裹着棉鞋，有的同学还会扎上围巾，就怕夜里冻醒。

因为珍惜时间，大家除了睡觉几乎不在宿舍待。

如果熄灯后睡不着，大家都会在床头点根蜡烛看书——可这习惯，差点出了大事。

有天半夜，我被烟味呛醒，本能地把被子蒙住头，突然几粒火星飘到眼前，我吓得大喊着坐起来，才发现蜡烛没吹灭，把褥子烧着了！

好在褥子是纯棉花的，又厚，火星没窜得太快，同学们一起帮忙扑才灭了火。最后那褥子烧出个清晰的“人形印”，人躺着的地方没烧到，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

四、学习：偏科的困境与班主任的“沉默”

1. 文言文：我的“天书难题”

语文老师王欢师是班主任，个头不高，脸总是绷着，特别严肃。

可语文课本里的文言文，对我来说就是“天书”——一直不明白几个不搭边的字凑在一起，居然是个完整的故事，我读不通顺，更别说背下来。

有次语文课，老师抽我背古文，我站在原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经常早晚自习在教室踱来踱去，某天看到我早读和晚自习都是抱着语文课本大声读，他还特意看了看，眉头松了点，大概觉得“这孩子总算用心了”。可第二天再提问，我还是只记得零星几个字。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抽过我背课文，大概是默认了“有些学生真的背不会”。

即便背古文总受挫，我也没放弃，总觉得“再坚持会儿就能会”，直到现在才明白，“补短”也要有分寸，与其死磕短板，不如多发挥数学好的优势。

2. 父母的牵挂和我的“浪费”

那会儿住校生很少回家（不记得多长时间放假回家一次），父亲是货车司机，偶尔会开车来接我，我心里还偷偷骄傲——能坐“私家车”的同学没几个。

可跟老师请假时，他却皱着眉说：“坐什么车？我们小时候都靠腿走好几公里回家！”说完，才不情不愿地挥挥手让我走。

父母常来学校看我，每次都带些干粮：干馒头、炼好的猪油放罐头瓶里，还有印象很深的月饼。

那月饼甜得发腻，我每次只吃月饼皮，就把剩下的一袋子红糖馅让他们带回家。想来自己在那物质缺乏年代着实有点挑食了！父母向来都包容接纳我的一切。

五、回望苦日子，只剩感激

如今再想起1998年的大营盘，硬馒头、冷宿舍、背不会的古文，那些当时觉得的苦，早没了当年的委屈。

反而记得蜡烛光下大家埋头看书的样子，记得父母送来的甜月饼，记得自己哪怕背不会古文，也没放下课本的犟劲。

那会儿不懂陶行知说的“生活即教育”，只知道把书读好就能有出路，哪怕学习和生活完全脱节，也咬着牙往前冲。

现在才懂，那段苦日子没白熬——不是因为最后考得有多好，而是那份“不服输”的劲，成了后来遇到难事儿时，最踏实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