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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古音研究，雅言的音我们已经重新构拟出来了，现在已经能够把《诗经》、《论语》用孔子时代的上古音来读。

官话以中州音为准，指的是以历史上洛阳读书音为办公用语，并非洛阳口语，更非现在的洛阳口音。

今天北京话是东北旗人话和北京老话合起来的，东北味很重，听东北话声调就比天津话还更近北京些。

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中国古代的普通话是以河南话为标准音的，而今天的北京话其实是四百年前的东北话……这些说法你相信吗？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郑张尚芳（以下简称郑张）先生从事语言研究已经有五十来年，尤其在上古音和方言领域成就斐然。近日记者就普通话的源流问题对郑张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我国最古的词书叫《尔雅》，意思是解释雅言以逼近正音。《现代汉语词典》上说，“雅，合乎规范的。”“雅言，古代指通行的标准语。”所以“雅言”就是合乎规范的古代标准语。我们知道，在孔子时代雅言就是共同语，我想知道，雅言有没有更古老的来源呢？

郑张：雅言来自夏言。“雅”、“夏”古代互通的例证很多：《左传》“公子雅”，《韩非子》作“公子夏”；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尤其《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个与楚越相对的“雅”或“夏”明显指中原。

先秦古籍中所记夏代歌谣可能是口头相传的记录：《尚书·汤誓》记夏民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孟子》所记《夏谚》、《逸周书》所记《夏箴》，这些谣谚都押韵，押韵系统也类似周代古音。所以我们可推断夏商周的语言差不多。

记者：如果夏商周三代的雅言真的一脉相承，我国古代的“普通话”就有四千来年悠久历史了。

郑张：是啊。古华夏人是汉族的核心，说的夏言有巨大凝聚力，众多古代历史民族后来不再出现，实际都通过使用汉字改说汉语融入汉族大家庭，北魏鲜卑拓跋王朝改元氏就是史证。

记者：那么雅言或者说夏言，是以什么地方为标准音点呢？

郑张：是洛阳。东周“雅言”应以王都洛邑语音为准，往上承自周人学习殷商文字，商则继承夏文化。夏起于晋南，但后来长期建都于伊洛地区，洛阳边上的偃师二里头古都遗址，考古界认为属夏文化。甲骨文虽发现于安阳，但周灭商后即于洛阳建造成周来集中殷商贵族，并在那里向他们学汉字。学汉字必须出于师授，字得一个一个学，在士族中有极其古老的代代相传的传习传统。故历代都以洛阳太学教书音为标准音，作为读书音相传授。

通过上古音研究，雅言的音我们已经重新构拟出来了，现在已经能够把《诗经》、《论语》用孔子时代的上古音来读。

记者：我想很多人一定会有疑问，古代没有录音机，怎能知道古人是这么念的呢？

郑张：语言是有规则的发展，可以用一些材料，根据音韵学规律来复原古音系统，把古代音重建出来。

周边语言在长期交流中也保留了很多汉语古代音，有的还有拼音文字记录，比如佛经用“南无”来译梵文namas，“浮屠”来译buddha，这就记下这些字的古音，现在和尚念“南无”的音还近于古印度原话，他们怕佛听不懂就世代传下来了。佛经东汉开始翻译，所以至少可知道东汉读音，孔夫子比东汉早五百年，但上古音变化慢，音韵体系相差还不太大。

记者：古音在变化中是否也会有所保留呢？

郑张：语言总包括变与不变两部分，像现今普通话也含有古音。它有两点是南方话比不了的，一是鼻尾韵前的元音多念古音，如“干康工根恩因温”等基本未变。因为元音后面带尾受阻就变得慢，不受阻的自由元音才变得快。二是“假甲交江监”、“夏瞎孝巷咸”这类音韵上称“牙音二等”的字读j、x，是声母后带i介音造成的，由古代带r音的复声母变来，南方话则不带i跟g、h没有区别。这两点都比南方方言老，所以普通话也有一半的上古音遗留。

记者：周代以后的标准音有没有什么变化，各代是不是一样？

郑张：周以后历代也都以中原为标准，教育与办公都要求学标准音。首先是师教，汉代王充是会稽郡上虞人，他在《论衡》中自记八岁上学馆，学童有百余人，许多人字写不好被老师打手板。那么偏远的县都如此重视从小教育。中国从古实行由小学开蒙学至太学的制度。上学第一步就是认字，不能教土话，要教标准音，标准音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有人说杨雄的《方言》表明汉代以秦晋话为通语，实际全书看来秦晋是当时一支最大方言而非通语。中古著名的《切韵》则代表南北朝至隋这一段的标准音，当时颜之推等人长安论韵，就是审定洛下和金陵所传读书音的音韵纲领，并不用都城长安音。唐后期李涪曾根据已变化的唐音，批评《切韵》是“吴音”，但他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说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仍推崇洛阳为正音。

宋代建都汴梁，朝官寇准和丁谓也曾讨论标准音问题。《谈选》记他们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说“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洛阳在开封西，故叫西洛，说明当时的正音既非都城开封音，也不是洛阳口语音，而是其读书音。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也强调“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元代进北京前，就请国师西藏喇嘛八思巴创造新字拼汉语和蒙古语，所编我国第一本拼音韵书《蒙古韵略》，就是照着《平水新刊韵略》编的，这原是宋《礼部韵略》并韵改编本，所以同样以宋、金的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在起例说：“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但《中原音韵》实际收了更多元代口语音。明初编《洪武正韵》，同样标榜“一以中原雅音为定”。

唐宋元明编韵书的，一致声称依中原伊洛话正音定音。这从上古、中古一直沿袭至近代官话，但各代的伊洛音在演变，肯定有变化。

记者：洛阳的标准音地位延续了几千年。但雅音也随时变化，商周和秦汉已不一样。秦汉唐都在长安定都，这些河南中州话传到西安以后，音变没变？

郑张：自然会有变动，唐代也有人用长安音编韵书，但是不能流传，因为它不标准。隋初制定切韵的八个学者都是从邺下到长安作官的，但论韵时标准点只提洛下、金陵，因金陵书音本传自洛下移民，他们不提长安，还批评关中音“去声为入”，像“四”读“悉”、“泪”读“律”、“狯”读“刮”等读不标准。

某代的京都如非洛阳，如唐长安、宋汴梁、临安、明南京，其语音对标准音会发生某些影响，但由于这些地方的读书音也源于洛阳，最多只是出现某些官话支派，南方官话有的存古成分多些，包括南京官话、临安官话，音系核心基础却原是一个。

记者：官话和口语是工作语和生活语的区别吗？

郑张：“官话”就是官场的办公用语，是教学读书唱诵用语。先秦称雅言，以后叫正音，到明代才叫官话，英语说Mandarin，有人误以为来自“满大人”，其实来自明代葡萄牙人所说指挥，那时还没有满大人呢。

官话以中州音为准，指的是以历史上洛阳读书音为办公用语，并非洛阳口语，更非现在的洛阳口音。各代都有官方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的区别，各地也都有书面语和口语区别，标准点也一样。书音和口语音同时存在，就如京剧舞台上，上等角色说韵白，下等角色说京白。韵白里有不少“上口字”：分尖团，“日”读i韵，“住、处、书、如”读yu韵，“歌、各”读o韵，“内、类”读uei韵等，都是更早阶段的旧音传承。昆曲还要咬更老的收–m尾的“闭口韵”。北方艺人说十三辙，“猪”读舌尖圆唇元音归“衣齐（一七）”辙，同样是传统旧音。后代人看上口字，有点像人为的味道，但老辈人就是这么念说的，老师口里那是不能含糊的雅音正宗。所以明代时朝鲜的汉语教本《老乞大、朴通事谚解》都正俗音并列。同样学官话，正音有入声，俗音没有。有人以为有入声的可能依据南京音，其实洛阳几十年前也还有入声（见洛阳县志）。南京因有秉承金陵旧音的传统，其音常合于旧书音规范而已。像“饺子”实际是古代“角子”的口语音。朝鲜译官崔世珍《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说当时汉字“角”字有4个音：“gio、giao去、giao上、ge”，但正文《朴通事》和他的《四声通解》并未记全4个音，俗音“giao上声”倒是记了。口语力量大，往后常能吃掉读书音，所以前代的俗音后一时代也可上升为正音。

记者：明代朱棣进了北京，那时北京大多说河南话吗？

郑张：朱元璋灭元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其他居民全遣送开封，然后由山西、山东、河北、云南、江南大批移民到北京。四方移民杂处，北京话已不是元代大都话，应是带河北味的中原官话。官场办公的官话应是河南式的，但明代大官多来自江淮官话区，可能还有南京话的影响。朱棣移都北京也会提高北京官话的地位，但官话标准真向北京转移，还是清代中期以后的事，当官的逐渐向清朝皇帝的话看齐了。

记者：今天北京话从哪来的，怎么形成的？是清朝皇帝说的官话先发生变化，跟北京当地话还有他的家乡话，包括官话结合成一种北京话了。清中期以后全国才学北京话么？

郑张：我说过北京话不是元大都话的后裔，底子应是中原和河北的官话。满清进京又赶原住民于外城，旗人住内城，今天北京话是东北旗人话和北京老话合起来的，东北味很重，听东北话声调就比天津话还更近北京些。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京师“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北京的这三种话本有区别，官话原不同于北京土话、旗人话，后来这三种话以官话为中心结合起来，成为普通话语音的基础。北京话也有文读白读，文读就来自旧标准音。清代初期读书人还坚持读书旧音，后来坚持不住，要学当朝皇帝的话了。

对全国官话标准来说，北京话的地位是到清中后期才这样提高的。民国时教育界已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但当时的教育部未批准，到解放后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才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