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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中华传统兵学治军智慧

军事管理学院 刘志兵 顾 喆

引 言

习主席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治军历史，在长期治军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体用贯通、兼容并蓄的军事治理传统和治军文化。全面加强军事治理，需要从这些丰富而优秀的治理传统和治军文化中汲取智慧养分，努力培育适应时代发展、服务强军实践的新时代军事治理文化，助力中国特色军事治理厚积薄发、行稳致远。

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强调“兵权贵一”

军队是以暴力手段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自产生之日起就强调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集中统一。学界通常认为，夏代是中国军事史的开端，禹征三苗时所统领的军队“济济有众，咸听朕言”，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当时军队高度集权的治理程度。启征有扈氏，严肃要求官兵“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强调必须服从指挥。为完善一元化的军队领导体制，西周时就建立了全国最高军事管理机构制度——司马制。大司马“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受天子之命统管全国的军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吴子》讲：“兵权贵一。”《六韬》讲：“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中国古代治军史告诉我们：军权集中统一是军队能打胜仗和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党从独立创建人民军队之初，就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将之作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成为我党我军政治特质、根本优势。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兵权贵一”中汲取传统智慧，维护新时代人民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既充分发挥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优势，为军事治理、能打胜仗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又通过军事治理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机制更加完善，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

注重“齐众以律”

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中国历史上的岳家军、戚家军都以纪律严明著称。中国传统军事治理文化历来强调治军从严，古人早在商周时期就对军队严守纪律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周易》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就是说，军队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如果不遵守纪律，就会带来凶险。《军志》讲：“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古代治军还特别强调用信赏明罚来整肃军纪。《孙子兵法》把“赏罚孰明”作为胜败的“五事七计”之一。《六韬》有言：“赏如高山，罚如深溪。”又言：“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党历来把从严治军作为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齐众以律”中汲取宝贵经验，执行自觉严格的纪律，以严正纲纪，以严肃军威，以严出战斗力。

《周易》说：“师出以律，否臧凶。”

推崇“爱兵恤兵”

中国古代治军受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影响，总体上要求“立贵贱之伦经”，在军队成员中树立尊卑观念，“上下不可相侵”。但为了赢得兵心，取得作战胜利，不少将领都有爱兵恤兵的带兵传统。《诗经》中讲：“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孙子兵法》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认为，为将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这里的“仁”，主要是指对部下真心关爱。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吴起爱兵如子，“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得士卒心，士卒甘愿为之赴死，“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诸葛亮说：“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方面的古训很多，说的都是培养官兵友爱之情。坚持官兵一致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爱兵恤兵”中汲取传统美德，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把一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使一切聪明才智充分涌现出来。

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讲究“备战求胜”

军队的使命在打仗，军队的价值在打胜仗。历代治军思想都强调围绕打胜仗建军治军。《商君书》指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孙子兵法》把军队建设、战备与作战放在一起论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还分析“五事七计”来庙算战争；管子强调军队要做到无敌于天下，就要在经费、武器、兵士、管理教育、军事训练、情报、策略等方面强于敌人；《司马法》强调军队编制要保证最大限度提高战斗能力，“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这些都是从打仗的角度来看治军。历代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等，几乎都有建设和备战的专门论述，各自从军队指挥、训练、兵员、兵器、工程、后勤，以及政治、经济等与军队建设、军事治理相关的角度论述建军治军与备战胜战的关系，体现了战斗力标准和为战施治的治军价值追求。我们党向来强调围绕打胜仗开展建军治军活动，把战斗力有效供给作为建军治军的使命所系。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备战求胜”中汲取丰富营养，强化向战而治、为战施治的使命引领，坚持战建备统筹，围绕战斗力供给推进军事治理活动，催生先进战斗力。

《司马法》曰：“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

厉行“遵道尚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治国有道”“治军有道”，并将治国治军之“道”创设转化为律规制度之“法”，强调“治国尚礼，治军尚法”。“凡兵，制必先定。”中国早在夏商就揭开了以法度治理国家和军队的帷幕，奴隶社会的治军思想，主要体现在完善军事法典上，所谓“古者司马法”，就是军队建设的法典，其内容包括了军制、军容、军礼、赏罚等各种规定。这些军事法典蕴含丰富的法治思想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的开始，就明确地把“法”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之一。《吴子》提出，兵不在众，以治为胜。尉缭子认为，昔日齐桓公、吴子、孙子等能以“兵少”称霸，而现在的国君却不能以“兵众”成名，主要原因是缺乏治理军队的各种制度。《吕氏春秋》考察军队治理的情况发现，凡是治理得好的军队，总是把法制建设看得极为重要，“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矣”。《管子》言“道法行于国”。荀子言“法者，治之端也”。《韩非子》言“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些都是强调法对于治国治军的极端重要性。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基本方式。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遵道尚法”中汲取治军思想，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发挥好法治的引导、规范、推动、保障作用，推动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将“法”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之一

追求“变法图强”

军队建设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前提，富国强兵则是军队“变法”强有力的牵引。我国历史上，夏代就建立起了以地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商代晚期，为适应对内镇压和对外征战需要，开始有了“师、旅、行”的固定军事编制，至西周时期形成了“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系统，被兵家看作是“军之大刑”。赵武灵王顺应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赵国的军力大增。商鞅变法建立军功爵制，健全户籍，什伍编组，秦军兵力大增，一统天下。王安石变法推行置将法，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将领，专门负责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并推行保甲法，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北宋国力有所增强，积弱局面得以缓和。晚清洋务派开展“师夷长技”的“自强”运动，本着“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指导思想，推行军事变革，发展先进武器装备，采用西法改革军制、创练新军，推动了近代化军队的建立。改革是决定我军发展壮大、制胜未来的关键一招。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变法图强”中汲取创新智慧，把改革作为解决军事治理矛盾问题、驱动军事治理创新突破的必由之路，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军事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矛盾问题，推动军事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主管| 国防大学政治工作部

主办| 国防大学政治工作部宣传处

编辑| 陈升伟

来源| 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