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北京青年-完整版在线观看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那个夜晚，赵玲玲钻进我被窝时，那具身体传来的、仿佛来自冰窖的寒意。

那不是恐惧的比喻，而是真实的、物理上的冰冷，一种能瞬间抽干人所有热气的、彻骨的寒。

从那一夜的惊恐，到后来的恍然大悟，再到最终那份沉甸甸的、超越了男女之情的恩义，我花了整整一个青春去理解。那段在黄土坡上插队的日子，教会我的，远不止是劳作和忍耐，更多的是关于人性在绝境中的选择，以及那份最朴素的、却也最震撼人心的亲情。

故事，还要从年那个秋天，我背着行囊，第一次踏进赵家院子时说起。

第1章 黄土坡上的屋檐

我叫顾远，上海人。年，我十九岁，响应号召，成了一名光荣的插队知青。火车咣当了三天两夜，再换乘吱吱呀呀的拖拉机，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几里山路，我才终于抵达了我的“新家”——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马家沟。

按照安排，我被分到了生产队长赵铁山家。

赵队长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四十来岁，古铜色的脸膛上刻满了风霜，像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树皮。他不爱说话，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看人时仿佛能穿透你的心思。他婆姨叫王翠兰，我们都喊她翠兰婶，是个手脚麻利、嗓门洪亮的女人，嘴上爱叨叨，心却跟热炕头一样暖和。

他们家有一儿一女。儿子赵大壮，比我大两岁，已经娶了媳妇，单分出去住了。女儿叫赵玲玲，那年十七，扎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眼睛很大，看人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一说话就脸红。

赵家的院子是村里最敞亮的，三间土坯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住的是西边那间小屋，原本是堆放杂物的，翠兰婶特意给我收拾了出来，盘了个小小的火炕，墙壁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虽然简陋，却能遮风挡雨。

刚来的时候，我浑身都是城市青年的毛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第一次下地，镰刀把手磨得全是血泡，挑水走不了几步就洒了大半。村里有些年轻人背地里笑我“白面书生”，赵铁山听见了，眼睛一瞪，那些声音就都消失了。

他从不当面教训我，只是默默地把最轻省的活儿分给我，或者在我挑不动水桶时，一声不吭地从我肩上接过去，自己担着走在前面，宽厚的背影给我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翠兰婶则是在生活上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北方的饭食粗粝，玉米面窝窝头剌嗓子。她怕我吃不惯，总会偷偷在我的碗底藏一个煮鸡蛋，或者把锅里最稠的粥先盛给我。她说：“小顾，你爸妈把你交到我们这儿，婶就得对你负责。你这身子骨，得吃好点，不然哪有力气干活。”

玲玲则很安静。她不像村里其他姑娘那样咋咋呼呼，总是默默地干活。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泡在盆里忘了洗，第二天一早总会发现它们被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院子的绳子上。我知道是她干的，想当面谢谢她，她却总是红着脸摆摆手，低着头跑开。

有一次，我的确良衬衫被树枝划了个大口子，心疼得不行。晚上，我坐在油灯下，笨拙地用针线缝补，扎了好几次手。玲玲端着一碗热水走进来，看到我的窘迫，轻轻说了句：“我来吧。”

她的手指很巧，穿针引线，没一会儿，那道口子就被细密的针脚缝合得几乎看不出痕迹。灯光下，她低垂的眼帘上，长长的睫毛投下一小片阴影。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玲玲，谢谢你。”我由衷地说。

她还是没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辫梢在肩头微微晃动。

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赵家人给了我家人般的温暖。我渐渐适应了这里的艰苦，也开始真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我把每月家里寄来的津贴，拿出一大半交给翠兰婶，她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但家里的伙食明显又好了几分。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而温暖地过下去，直到我拿到回城的通知。

然而，我错了。我从未想过，这个朴实善良的家庭，藏着一个如此沉重而绝望的秘密。而揭开这个秘密的，是那个冬夜里，一段冰冷的、令人窒息的经历。

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窗外的北风刮得像狼嚎。我白天跟着队长去山里砍柴，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早早就钻进了被窝。土炕烧得暖烘烘的，我很快就睡熟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房门被极轻地推开，一阵寒风灌了进来，让我打了个哆嗦。我以为是起夜的赵队长，翻了个身，想继续睡。

可紧接着，我感觉我的被窝被掀开了一角。

一个冰凉的身影，带着一身的寒气，悄无声息地钻了进来。

我瞬间惊醒，睡意全无，大脑一片空白。

黑暗中，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皂角香，那是玲玲身上常有的味道。是她！这个念头如同惊雷在我脑中炸开。

一个女孩子，半夜三更，钻进一个男知青的被窝？

这在年的农村，意味着什么？我比谁都清楚。这要是传出去，我们俩都得被唾沫星子淹死，她这辈子毁了，我也别想再回城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和恐惧，我想大声呵斥，想把她推出去。可我的手刚碰到她的胳膊，一股彻骨的寒意就从接触的地方传来，瞬间蔓延到我的全身。

那不是冬夜的凉，而是一种仿佛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死寂的冰冷。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牙齿在打颤，发出“咯咯”的轻响。

我僵住了，所有的念头都被这股异常的寒冷给冻结了。

“玲玲？你……”我压低声音，嗓子干得发涩。

她没有回答，只是更深地往我这边缩了缩，仿佛在寻找一丝热源。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她灼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脖子上，与她冰冷的身体形成了诡异的对比。

我全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陷入了巨大的困惑和恐惧之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推开她？她冷得像一块冰。留下她？这算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全身冰凉。

那个夜晚，格外漫长。

第2章 沉默的饭桌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玲玲在我身边，像一块不断散发着寒气的冰。她的身体时而剧烈地颤抖，时而又僵直不动。我能清晰地听到她牙关紧咬发出的“咯咯”声，还有她急促而滚烫的呼吸。

我整个人都懵了。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把她推出去，然后大声喊人。但她的身体状况又让我无比担忧。这种冰冷和高热并存的诡异情况，我闻所未闻。我的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从耍流氓的陷阱，到她是不是得了什么急病，每一个都让我心惊肉跳。

我不敢动，甚至不敢大声呼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窗外的风声渐渐小了，天边开始泛起一丝鱼肚白。

就在天快亮的时候，身边的人影忽然动了。她悄无声息地爬起来，又像来时一样，带着一身的寒气，拉开门，消失在了清晨的微光里。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瘫在炕上。被窝里她躺过的地方，还残留着一丝冰冷的潮气。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全是冷汗。

天亮了，院子里传来了翠兰婶扫地的声音。我挣扎着爬起来，穿好衣服，感觉自己像是大病了一场，手脚都是软的。

我该怎么办？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还是找赵队长问个清楚？

我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走出小屋。院子里，赵队长正在劈柴，一斧头下去，木桩应声而裂。翠兰婶在灶房门口淘米。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平静得让人心慌。

他们看到我，只是像平时一样点了点头。赵队长闷着头继续劈柴，翠兰婶则冲我喊了一句：“小顾醒啦？快洗把脸，马上就开饭了。”

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仿佛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让我更加不安了。难道这是他们默许的？一个可怕的念头从我心底升起。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确实听说过有家里穷，用女儿来拴住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的说法。难道他们看我是上海来的知青，将来有机会回城，就……

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我一直敬重他们，把他们当成亲人，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份恩情背后，就藏着一个巨大的算计。

早饭的桌上，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桌上摆着玉米糊糊、窝窝头和一碟咸菜。玲玲没有出现。

“玲玲呢？”我终于忍不住，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翠兰婶的筷子顿了一下，头也不抬地说：“她……她身子不舒坦，在屋里躺着呢。”

赵队长“砰”地一声把手里的窝窝头放在桌上，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警告，有躲闪，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痛苦？

“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他沉声说道。

一句话，把所有的话都堵了回去。

那顿早饭，我吃得味同嚼蜡。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咀嚼和喝糊糊的声音。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让人窒息。我能感觉到，赵队长和翠兰婶都在刻意回避我的目光。

他们知道。他们肯定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吃完饭，我抢着去刷碗，翠兰婶一把夺过我手里的碗，把我往外推：“不用你，你去歇着吧。昨天砍柴累坏了。”她的语气很生硬，完全没有了往日的亲切。

我被推到院子里，看着赵队长把劈好的柴码放得整整齐齐，然后扛起锄头，一言不发地就往外走。

“队长，等等！”我追了上去，“我有话想跟你说。”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却没有看我，目光落在远处的山坡上。他的脸在晨光下显得格外沧桑，嘴唇紧紧地抿着。

“有啥话，等上工的时候再说。”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疏离。

“不是上工的事，是……是家里的事。”我鼓足了勇气。

他终于把目光转向我，那眼神像刀子一样，让我后面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家里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管。”

说完，他扛着锄头，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愣在原地，手脚冰凉。

外人。

这两个字，像一根刺，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家人的情分。可这一刻，我才明白，我终究是个外人。

一整天，我都魂不守舍。上工的时候，我好几次差点把锄头挥到自己脚上。村里的人都看出我脸色不对，开玩笑问我是不是想家了。我只能勉强笑笑，说没睡好。

赵队长一整天都没跟我说一句话，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隔了一道无形的墙。

晚上回到赵家，屋里还是静悄悄的。晚饭桌上，玲玲依然没有出现。气氛比早上更加凝重。我几次想开口，都被赵队长那张阴沉的脸给逼了回去。

吃完饭，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坐在炕上，对着昏黄的油灯发呆。

我必须得做个了断。这样不明不白地下去，我会疯掉的。如果他们真的想用这种方式把我留下来，我宁可现在就去公社申请，搬到知青点去住。哪怕条件再苦，也比在这里受这种精神折磨强。

打定主意后，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准备去找赵队长摊牌。

就在这时，我的房门被轻轻敲响了。

是翠兰婶。

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走进来，放在我的小桌上。是一碗卧了两个荷包蛋的红糖姜茶。

“小顾，喝了它，暖暖身子。”她的声音有些沙哑，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婶儿……”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她没让我说话，自己拉了把小凳子坐下，沉默了很久，才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小顾，婶对不住你。”

一句话，眼泪就掉了下来。

第3章 冰冷的真相

翠兰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砸在满是补丁的衣襟上。她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泪，那种压抑的、绝望的悲伤，比任何哭声都更让人心碎。

“婶儿，你这是干啥？有啥话你跟我说。”我慌忙递过一块毛巾，心里那堵墙似乎有了一丝裂缝。

她擦了擦眼泪，抽噎着，断断续续地开始讲述。

随着她的讲述，一个我做梦也想不到的真相，像一幅凄凉的画卷，在我面前缓缓展开。

玲玲得了一种怪病。

这种病，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她十三岁那年冬天开始，每到天气转寒，或者身体劳累过度，就会发作。发作的时候，人先是烧得滚烫，说胡话，过不了多久，又会全身冰冷，抖得像风中的落叶，牙齿打颤，人事不省。

“就像……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翠兰婶的声音都在发抖，“那身子，比井水还凉。我们抱着她，用几床被子捂着，都没用。那寒气，是从骨头里往外冒的。”

他们带玲玲去看过镇上的赤脚医生，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是“中邪”了，开了些清热解毒的草药，吃了根本不管用。也想过去县里的医院，可一来一回，光路费和挂号费，就够一家人嚼用小半年了。更别说检查和拿药，那是个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赵铁山是生产队长，听起来风光，可一年到头，除了工分，也分不到几个现钱。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给大壮娶媳妇用了。他们根本拿不出钱给玲玲看病。

所以，这些年来，每当玲玲犯病，他们只能用土办法。烧最旺的炕，灌滚烫的姜糖水，然后全家人轮流抱着她，想用自己的体温把她“捂”回来。

“可一年比一年重，”翠兰婶的泪又流了下来，“今年入冬，已经犯了两次了。前天夜里，她又犯了。烧得满脸通红，净说胡话，我们怎么叫都叫不应。后来，人就开始发冷，越来越冷……我跟你叔摸着她的手，跟摸着冰块一样，我们都怕……怕她这次挺不过去了……”

说到这里，她再也说不下去，捂着脸，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我终于明白，昨晚那刺骨的寒冷，不是我的错觉，而是玲玲濒临死亡的体温。

“那……那她为什么会到我屋里来？”我艰难地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

翠兰婶止住哭泣，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羞愧和绝望。

“是……是我让你叔把她抱过去的。”她的话，像一块巨石，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我愣住了。

“村里的老人说，这叫‘阴寒症’，是阴气太重。得找个阳气足的年轻人，‘过’一点阳气给她，才能压住那股邪寒，把命吊回来。”

过阳气。

这三个字，充满了愚昧和迷信，但在那一刻，我听到的却是一个母亲走投无路时的最后挣扎。

“我们知道，这对不住你。你是个城里来的好孩子，有文化，有前途。我们这么做，是把你往火坑里推，是毁你的名声。”翠兰婶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眼睁睁看着玲玲那口气就要断了……我跟你叔……我们给你跪下都行……”

她说着，真的就要从凳子上滑下来。

我赶紧扶住她，心里翻江倒海，说不出一句话。

原来，这不是一个陷阱，也不是一场算计。

这是一个贫困家庭在死神面前，用尽所有办法，甚至不惜赌上女儿和我的名声，进行的一场最卑微、最绝望的豪赌。

我想起赵队长白天那冰冷的眼神，那句“外人”，原来不是疏远，而是羞愧。他没法面对我，没法解释这一切。他宁愿我误会他，恨他，也不愿把这份沉重的、近乎屈辱的请求说出口。

我想起玲玲，那个安静、善良的姑娘。她是在怎样一种人事不省的状态下，被父亲抱进了我的被窝？她又承受着怎样一种被病痛反复折磨的痛苦？

那一刻，所有的恐惧、愤怒、猜疑，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切的、无法言喻的同情和酸楚。

我眼前的这个女人，不是想算计我的长辈，而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母亲。

“婶儿，你别这样，快起来。”我的声音也哽咽了，“玲玲现在怎么样了？”

“缓过来了。”翠兰婶说，“后半夜，她身上的冰就退了，出了身汗，今天早上就醒了。就是人还虚得很，浑身没力气。”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小顾，我们不是人，我们对不起你。”翠兰婶还在不停地道歉，“你要是生气，要打要骂，都冲我来。你要是想去公社告我们，我们也认了。只是……求你别说出去，玲玲她……她以后还要做人……”

“婶儿！”我打断了她，“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吗？”

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这件事，到此为止，我谁也不会说。但是，病必须得治。不能再拖了。”

我站起身，回到炕边，从我藏在枕头下的一个布包里，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那是我从上海来的时候，父母给我的，加上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津贴，一共是七十三块六毛钱，还有几张粮票。

在年，这笔钱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把钱和粮票，全部塞到翠兰婶的手里。

“婶儿，这钱你拿着。明天一早，咱们就套车，送玲玲去县医院。必须去！不管是什么病，都得让医生看看。”

翠兰婶捧着那叠皱巴巴的钱，整个人都呆住了。她看着我，嘴唇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顾，你……”

“婶儿，别说了。”我按住她的手，“你跟我叔把我当自家人照顾，我都知道。现在家里出了事，我不能看着不管。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翠兰婶再也忍不住，抱着那笔钱，嚎啕大哭起来。

那哭声里，有绝望，有感激，有羞愧，也有终于看到一丝希望的释放。

门外，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

赵队长一直站在门外，默默地听着。

第4章 县城里的光

第二天，天还没亮，赵家的院子就有了动静。

赵铁山一言不发，默默地给队里那头最健壮的骡子套上了车。车板上，翠兰婶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又在上面加了两床家里最厚实的棉被。

我扶着玲玲从屋里走出来。她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也没有血色，整个人虚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看到我，她的眼神迅速躲开，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所有的情绪。

从昨晚到现在，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有些事，无法言说，也无需言说。

翠兰婶把一个装满热水和煮鸡蛋的布包塞给我，又给玲玲裹了裹头巾，低声说：“小顾，路上……玲玲就拜托你了。”

赵铁山走到我面前，这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伸出粗糙的大手，重重地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

那两下，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我懂了。

去县城的路很难走，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骡车颠簸得厉害，我坐在玲玲身边，用身体帮她挡住从车篷缝隙里灌进来的冷风。

她一直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一动不动。

走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怕她冷，拧开水壶，递给她：“喝点热水吧。”

她没有接，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玲玲，”我看着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别多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把病看好。到了医院，一切都会好的。”

她还是不说话，但肩膀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我叹了口气，把水壶放在一边。我知道，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一道多深的伤痕。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来说，那样的夜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一场噩梦。

沉默中，骡车又走了一段路。

“对不起。”

一个细若蚊蚋的声音传来。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她在说话。

我转过头，看到她依然低着头，两滴眼泪从她垂下的眼帘中渗出，滴落在她满是补丁的裤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是我……给你添麻烦了。”她哽咽着说。

我的心猛地一揪。

“傻姑娘，说什么呢。”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递给她，“你没有错，叔和婶也没有错。错的是这个病，是穷。你记住，你什么都没做错。”

她接过手帕，捂住脸，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间传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静静地坐在她身边。有些伤痛，需要时间来抚平。我能做的，就是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骡车到了县城，已经是中午了。

县医院是一栋三层的苏式小楼，在周围低矮的平房中显得格外醒目。白色的墙壁，玻璃的窗户，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来来往往，一切都和我熟悉的那个小山村格格不入。

我扶着玲玲，挂号，找医生。

接诊的是一位姓李的老医生，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和善。他详细地问了玲玲的病史，又给她做了检查，听了心肺，按了肚子。

“多久了？”李医生问。

“有……有三四年了。”我替玲玲回答。

李医生的眉头皱了起来：“胡闹！这么严重的病，怎么拖到现在才来？”

他抬起头，看着我们，语气严厉：“这是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已经引起了严重的二尖瓣狭窄。你们说的发烧、发冷，是风湿热的急性发作。再拖下去，心衰了，神仙也救不回来！”

风湿性心脏病。

这个名词，我只在书上见过。我没想到，它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在我身边。

翠兰婶口中的“阴寒症”，村里人眼里的“中邪”，原来是一种需要科学治疗的、致命的疾病。

“医生，那……那能治好吗？”我急切地问。

“必须马上住院治疗。”李医生开了几张单子，“先去验血，做心电图和心脏彩超。结果出来，我再定治疗方案。主要是抗感染，抗风湿，控制心衰。你们是病人家属？”

“是，我是她哥。”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玲玲猛地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我冲她递去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拿着单子，对李医生说：“医生，麻烦您了，我们这就去检查。”

接下来的一个下午，我带着玲玲在医院的各个科室之间穿梭。抽血，做心电图，排队等彩超。医院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鸟，紧紧地跟在我身后。

我交钱的时候，看着手里的钱一张张地变少，心里有些发慌，但更多的是一种踏实。这些钱，正在变成拯救一条生命的希望。

检查结果出来，情况比李医生预想的还要严重一些。

“必须住院。”李医生看着报告，表情严肃，“先用青霉素控制感染，然后用药物控制心力衰竭的症状。后续……可能需要手术。”

手术。

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太过遥远和沉重了。

“先住院吧。”我做了决定，“医生，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我拿着住院单，去办理了住院手续。押金交完，我口袋里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把玲玲安顿在病房里，看着她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挂上点滴，我的心才算真正落了地。护士给她量了体温，度5，还在发烧。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药水滴落的声音。

玲玲看着天花板，眼神有些空洞。

“哥。”她忽然轻轻地叫了我一声。

“嗯？”我应道。

“谢谢你。”她说。

“跟我还客气什么。”我笑了笑，给她掖了掖被角，“你安心养病，钱的事，有我呢。”

她看着我，大大的眼睛里，水光闪动。这一次，她没有躲闪。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的那道冰墙，开始融化了。

晚上，我给家里拍了封电报，只有六个字：玲玲住院，平安。

然后，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明天玲玲的药费还没有着落。我必须想办法。

夜深了，医院的走廊里空无一人。我看着窗外县城的灯火，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我心里没有一丝后悔。

我必须救她。

第5章 一封家书

在县城医院的走廊里，我坐了一夜。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钱。

玲玲的住院费、药费、检查费，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心上。我带来的钱已经见底，后续的治疗，尤其是医生提到的“手术”，更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天一亮，我就去医院的食堂买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给玲玲送去的时候，她已经退了烧，精神好了很多，只是还是很虚弱。

“哥，你昨晚没睡好吗？眼睛都是红的。”她看着我，小声说。

“没事，医院的椅子有点硬。”我把稀饭递给她，“快吃吧，吃了才有力气。”

看着她小口小口地喝着粥，我的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只要她在好转，一切都值得。

安顿好她，我走出了医院。我必须在今天之内找到弄到钱的办法。

我能找谁借呢？知青点的朋友们，自己都过得紧巴巴的。向赵队长开口？他家里比我还穷。

唯一的希望，就是远在上海的父母。

我走到县城的邮局，要了一张信纸和一支笔。趴在柜台上，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我不能说实话。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把钱给了一个农村女孩治病，更不能提那个荒唐的夜晚。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个孩子，他们会担心，会觉得我被人骗了。

想了半天，我决定撒一个谎。

我告诉他们，我在马家沟一切都好，队长一家对我非常照顾。但是前几天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现在正在县医院住院，急需一笔钱做手术。

写下“摔断腿”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心在抽痛。我知道父母看到这封信会多着急，多心疼。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能让他们毫无保留地、以最快速度寄钱过来的理由。

“爸，妈，请你们放心，我身边有队长一家照顾，一切都好。只是手术费还差一些，大概需要……两百块钱。”我咬了咬牙，写下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或许能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信的结尾，我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担心，不要过来，说这边医疗条件很好，过段时间就能康复。

写完信，贴上邮票，把信塞进绿色的邮筒里。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骗子，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愧疚。

可我没有别的选择。

从邮局出来，我身上的钱只够买几个馒头了。接下来的日子，在接到汇款之前，我必须省吃俭用。

回到医院，我看到病房里多了一个人。

是赵铁山。

他风尘仆仆地站在玲玲的病床前，手里提着一个布袋，里面鼓鼓囊囊的。看到我，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局促。

“队长，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意外。

“家里……不放心。”他瓮声瓮气地说，把布袋放在床头柜上，“这是你婶儿给你和玲玲烙的饼，还有些咸菜。你俩趁热吃。”

他打开布袋，一股饭菜的香味飘了出来。

“叔。”玲玲叫了一声，眼圈红了。

赵铁山“嗯”了一声，伸手摸了摸女儿的额头，动作笨拙又温柔。“不烧了就好，不烧了就好。”

他转过头看着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我。

“小顾，这个……你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一叠毛票、角票，还有几张一块两块的票子，零零碎碎，皱皱巴巴，但叠得整整齐齐。

“这是……家里所有的钱了。我跟大壮那儿也借了点。一共是……二十一块零七分。”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歉意，“我知道不够……连个零头都不到。但是……”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把钱推了回去：“队长，这钱我不能要。你们留着家里用。玲玲这边的费用，我……我已经想办法了。”

“你想啥办法？你一个半大孩子，出门在外的，能有啥办法？”赵铁山把钱又硬塞回我手里，不容我拒绝，“我知道你给家里写信了。在邮局门口，我看着你进去的。”

我愣住了。

“小顾，”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你为我们家做到这份上，我们赵家，记你一辈子。这钱，你必须拿着。不多，是你叔的一点心意。你不能让我们爷俩，连做人的脸都不要了。”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那张被生活压得直不起腰、却依然努力挺直脊梁的脸，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我收下了那二十一块零七分钱。

那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重的一笔钱。

赵铁山在医院待了一下午，话不多，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女儿床边，看着她。有时候，他会笨拙地给她掖掖被子，或者倒杯水。父女之间，没有太多言语，但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在沉默中流淌。

傍晚，他要回去了。队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

临走前，他把我拉到走廊上。

“小顾，玲玲……就拜托你了。”他看着我，这个顶天立地的汉子，眼眶红了，“等秋收分了钱，我一定……一定把钱还你。”

“队长，你再说这话，就是看不起我了。”我认真地看着他，“我们是一家人。”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没再说话，转身大步离去。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外人”这个词了。

接下来的几天，是漫长的等待。

我和玲玲省吃俭用，赵队长送来的饼，我们分着吃。我每天晚上睡在走廊的长椅上，白天就陪着玲玲，给她讲城里的故事，讲书本里的知识。

她的病在药物的控制下，一天天好转。脸色渐渐红润起来，话也多了，有时候还会笑。

她很聪明，我讲的东西，她一听就懂。她会问我很多问题，关于外面的世界，关于大学，关于未来。她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好奇和向往。

我发现，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很好看。

那段日子很苦，但我心里却很平静。每天看着她一点点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邮局的取款通知单。

我跑到邮局，签下自己的名字，领到了父母寄来的两百块钱。

捏着那笔“救命钱”，我飞奔回医院，第一时间把住院费给续上了。剩下的钱，应该能支撑到玲玲完成第一阶段的治疗。

那天，玲玲的心情也特别好。护士说，她的各项指标都在好转，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

我们都很高兴，觉得生活终于有了盼头。

然而，我们都没想到，一个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等着我们。

李医生拿着最新的检查报告，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小顾，有个情况，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他表情严肃，“玲玲的心脏瓣膜损伤很严重，药物只能暂时控制症状。想要根治，彻底摆脱危险，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手术。”李医生一字一句地说，“心脏瓣膜置换手术。”

第6章 最笨的决定

心脏瓣膜置换手术。

这八个字，像八座大山，瞬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在一个小小的县城，就算是在上海、北京那样的大城市，心脏手术也是一项风险极高、费用极为昂贵的大手术。

“手术……手术得多少钱？”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李医生叹了口气，推了推眼镜：“这种手术，咱们县医院做不了，必须去省城的大医院。费用嘛……我估计，至少要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一千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农村壮劳力，一整年的工分，可能也就值一百多块钱。赵队长一家，不吃不喝十年，也攒不够这笔钱。

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天文数字。

“医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保守治疗不行吗？”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

“可以保守治疗。”李医生实事求是地说，“按时吃药，注意休息，避免劳累和感染，也能维持。但是，这就像是抱着一颗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急性发作是什么时候，一次比一次凶险。她还这么年轻，难道要让她一辈子都活在这种担惊受怕里吗？”

我沉默了。

走出医生办公室，我的脚步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我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玲玲？怎么告诉赵队长一家？这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难道就要这样被一盆冷水彻底浇灭吗？

回到病房，玲玲正坐在床上，借着窗外的光，看一本我带给她的《红岩》。看到我进来，她抬起头，笑着问：“哥，李医生找你说什么了？”

我看着她充满希望的笑脸，那句残酷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没什么，”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医生说你恢复得很好，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真的吗？太好了！”她高兴得拍了拍手，“我早就想家了，也想我爹我娘了。”

看着她开心的样子，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那天晚上，我再次彻夜未眠。

一千块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我们面前。我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一遍，借钱？能借给我的，我都借了。再向家里要？我怎么开口？说腿断了需要一千块，我爸妈恐怕会立刻从上海飞过来。

放弃吗？

让玲玲就这样出院，回到那个小山村，继续过着不知道哪天就会被病魔夺去生命的日子？

我做不到。

我脑海里反复浮现出她那双清澈的、充满求知欲的眼睛，浮现出她苍白虚弱却依然努力微笑的脸庞。她才十七岁，她的人生，不应该就这样被判了死刑。

一个疯狂的念头，渐渐在我心里成型。

第二天，我跟玲玲说，我要回村里一趟，去队里开个证明，办点事。让她在医院安心等着我。

我坐上了回马家沟的拖拉机。

回到村里，我没有先回赵家，而是直接去了知青点。我找到了我们这批知青的领队，一个叫张超的北京青年。

“超哥，我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前回城？”我开门见山地问。

张超愣了一下，打量着我：“顾远，你小子怎么突然想这个了？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必须得回去。”我找了个借口。

张超叹了口气：“难啊。现在政策卡得紧，除非是家里有直系亲属病危，或者是有大厂来招工。哦，对了，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我眼睛一亮。

“顶替。”张超说，“如果你父母那边有单位，并且他们中有一人愿意提前退休，你可以作为‘顶替’名额，提前返城。”

顶替！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父亲在上海一家仪表厂工作，再有几年就到退休年龄了。如果他愿意提前退休……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被自己的自私吓了一跳。

这意味着，为了一个和我非亲非故的女孩，我要让我父亲提前结束他的职业生涯，放弃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岗位。这对他公平吗？

可是，如果不这样做，玲玲怎么办？

那一整天，我的内心都在天人交战。一边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一边是一条鲜活的、等待拯救的生命。

傍晚，我回到了赵家。

翠兰婶看到我，又惊又喜，拉着我问长问短，问玲玲的情况。我把玲玲的好转告诉了他们，老两口高兴得合不拢嘴。

晚饭桌上，赵铁山破天荒地拿出了一瓶藏了很久的白酒，给我倒了一杯。

“小顾，啥话也不说了，这杯酒，我敬你。”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看着他们淳朴的笑脸，看着这个虽然贫穷、却充满温暖的家。我心里那个疯狂的念头，愈发坚定。

晚上，我回到我的小屋，在油灯下，再次铺开了信纸。

这一次，是写给我父亲的。

信里，我没有再撒谎。我坦白了一切。从那个冰冷的夜晚，到玲玲的病情，再到那一千块钱的手术费。我没有丝毫隐瞒。

我写道：“爸，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非常自私，非常不孝。我没有资格要求您为我，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但是，我忘不了她被病痛折磨的样子，也忘不了她对活下去的渴望。她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在这里，我学到了课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我看到了人性中最善良、最坚韧的一面。如果我今天对她见死不救，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爸，您一直教我，做人要有担当。我现在，只想担起这份责任。如果您愿意，请您考虑提前退休，让我用‘顶替’的名额回城。回城后，我会立刻去工作，我会赚钱，我会把玲玲接到上海来治病。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来报答您和妈的养育之恩。”

“如果您不愿意，我也完全理解。我会把这封信烧掉，就当我从来没有写过。我会继续留在这里，想别的办法。”

写完这封信，我的手都在抖。

这是一个儿子，对他父亲提出的、最残忍的请求。

我把信装进信封，写上地址。

第二天一早，我把信交给了正要去镇上开会的赵铁山。

“队长，麻烦你，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要……要寄挂号信。”

赵铁山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又看了看我，什么也没问，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放心。”

信寄出去了。

剩下的，只有等待。等待一场未知的审判。

那可能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笨拙，也最勇敢的一个决定。

第7章 跨越千里的回响

等待回信的日子，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回到了县医院，继续陪着玲玲。她的病情稳定，已经可以下床慢慢走动了。我们谁也没有再提手术的事，仿佛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我们珍惜着眼下每一刻的平静。

我给她讲《简·爱》，讲简·爱如何与命运抗争；给她讲保尔·柯察金，讲他如何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病魔。她听得很认真，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我知道，她在给自己鼓劲。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给玲玲读报纸，护士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

“顾远，你的电报。”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电报？为什么是电报？通常只有最紧急的事情才会用电报。

我颤抖着手接过电报，打开。

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父病重，速归。落款是我母亲的名字。

父病重！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手脚冰凉。难道是父亲看了我的信，被我气病了？这个念头让我瞬间被巨大的恐惧和自责淹没。

“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玲玲担忧地看着我。

“我……我爸病了，我得马上回去。”我的声音都在抖。

“那你快回去啊！”玲玲急切地说，“快去买票！这里你不用担心，我自己可以的。”

我看着她，心里乱成一团麻。我走了，她怎么办？可父亲病重，我必须回去。

最终，我把身上剩下的所有钱都留给了玲玲，又去拜托了李医生，请他务必多加关照。李医生拍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去吧，孩子。这边有我。”

我买了当天最快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票。

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咣当咣当地响着，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两天两夜的煎熬，我几乎没吃没喝，脑子里全是父亲的影子。我想象着他病倒在床的样子，悔恨的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恨自己，恨自己的自私和冲动。为了一个外人，竟然气病了生我养我的父亲。我简直不是人。

火车终于抵达上海站。我背着行囊，像个疯子一样冲出车站，直奔我家的方向。

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家门口，掏出钥匙打开门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我的父亲，正好好地坐在桌边，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传来阵阵饭菜的香味。

“爸？妈？”我愣在门口，以为自己走错了。

父亲抬起头，看到我，缓缓摘下眼镜，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看到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上来就给了我一拳：“你这个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啊！”

“爸，你……你没生病？”我看着父亲，语无伦次。

父亲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他看起来有些憔悴，鬓角也多了几缕白发。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从桌上的一个信封里，拿出了一张纸，递给我。

那是一张盖着工厂公章的证明。

“我跟商量过了。”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平静，“我已经向厂里提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这是你的顶替证明。下个星期，你就可以去厂里报道了。”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感觉它有千斤重。

“爸……”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对不起你……”

“傻孩子，说什么呢。”母亲抱着我，也哭了起来，“你爸看了你的信，一晚上没睡。他说……他说他养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儿子，他为你骄傲。”

父亲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背：“你长大了，有自己的担当了。爸支持你。那个叫玲玲的姑娘，是个好姑娘。既然你认定了，就要负责到底。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砸锅卖铁，也要救这条命。”

那一刻，我跪在了父母面前，泣不成声。

原来，那封“父病重”的电报，是他们为了让我能以最快的速度、最正当的理由回城，想出的办法。他们怕我背上思想包袱，怕我愧疚，所以用这种方式，给了我一个台阶下。

他们不仅同意了我那个荒唐的请求，还用他们的方式，保护了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这就是我的父母。

一个星期后，我拿着顶替证明，到父亲的厂里办了入职手续，成了一名学徒工。我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只有十八块钱。

我把工资，连同父母给我的、他们所有的积蓄，一共一千二百块钱，全部汇到了马家沟生产队，收款人是赵铁山。

我在汇款单的附言上写道：给玲玲治病。

又过了一个月，我收到了玲玲的来信。

信是写在笔记本纸上的，字迹清秀。

信里说，赵队长收到汇款后，全村人都震惊了。他带着她，在全村人的帮助下，去了省城的大医院。手术很成功，她现在正在康复中。

信的最后，她写道：“顾远哥，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条命，是你和叔叔阿姨给的。我爹说了，我们赵家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但是，我们会用一辈子来还。”

“等你回来。——玲玲”

第8章 黄土下的回响

时间一晃，就是四十年。

这四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从一个青涩的学徒工，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平淡而幸福。

那段在马家沟插队的经历，像是上辈子的事，被尘封在记忆的深处。但我从未忘记过那个叫赵玲玲的姑娘，和那个善良淳朴的家庭。

高考恢复后，我鼓励玲玲参加考试。她底子好，又刻苦，竟然真的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她没有留在城市，而是选择回到了马家沟，成了村里小学的第一个正式老师。

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从信里，我知道她后来结了婚，嫁给了村里一个同样当老师的青年。他们有了孩子，把那个小小的村办小学，办得有声有色。

赵铁山队长和翠兰婶，也在孩子们的孝顺下，安度晚年。

那笔“救命钱”，赵队长坚持要还。他带着儿子大壮，有一年冬天，专门来了一趟上海。他们带来了自己种的小米，自己做的布鞋，还有卖了家里一头猪换来的几百块钱。

我父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钱，我们一分没要。我父亲说：“亲家，钱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不是多了一个儿子，是多了一个女儿。这是我们该做的。”

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亲人。

去年，我退休了。妻子说，我们该出去走走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马家沟。

我没有提前通知他们，只想给他们一个惊喜。我凭着记忆，坐火车，换汽车，最后包了一辆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

四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土坯房被一栋栋漂亮的二层小楼取代。村口那棵老槐树，却依然枝繁叶茂。

我找到了记忆中的那个院子。院墙已经翻新，但格局没变。我推开虚掩的院门，看到一个头发花白、身体硬朗的老人，正在院子里劈柴。

那熟悉的、宽厚的背影。

“赵队长。”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老人回过头，看到我，手里的斧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愣了足足有半分钟，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泛起了泪光。

“小……小顾？”

那天晚上，赵家摆了满满一大桌子菜。大壮一家，玲玲一家，都来了。我们围坐在一起，像是过年一样。

赵队长，不，现在该叫赵大爷了，他喝了很多酒，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着“谢谢”。翠兰婶在一旁，笑着笑着就抹起了眼泪。

玲玲也老了，眼角有了皱纹，但那双大眼睛，依然清澈明亮。她的丈夫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看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他们的孩子，一个上了大学，一个正在读高中，都很有出息。

饭后，玲玲陪着我，在村里散步。

我们走到了我当年住过的那个小屋前。屋子已经没人住了，但收拾得很干净。

“这间屋子，我一直留着。”玲玲看着小屋，轻声说，“我时常会过来打扫一下。我跟我的学生们说，这里，曾经住过一个改变了我一生的人。”

我们并肩站着，谁也没有说话。晚风吹过，带着黄土的气息。

“哥，”玲玲忽然转过头，看着我，很认真地问，“这么多年，我一直想问你。当年，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甚至让你父亲提前退休……你后悔过吗？”

我看着她，笑了。

我想起了那个冰冷的夜晚，想起了那张写满愧疚的信纸，想起了父母那跨越千里的理解与支持。

“如果说后悔，”我缓缓地说，“我只后悔一件事。”

“什么？”

“后悔当时没有早一点发现你的病，让你多受了那么多苦。”

玲玲的眼睛红了。她转过头，看着远方连绵的群山，轻声说：“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遇见你，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或许，在某个寒冷的冬天，我就已经不在了。”

“傻话。”我拍了拍她的肩膀，“你那么坚强，一定能挺过去的。”

“不一样的。”她摇了摇头，“是你，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病痛和贫穷，还有知识，有远方，还有不求回报的善良。”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当年我做的那个“最笨的决定”，其实是我这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它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不是金钱，不是利益，而是在对方最绝望的时候，愿意伸出的一只手，愿意付出的一颗真心。

那晚钻进我被窝的冰冷，最终，却温暖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