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母亲2》完整版在线观看「免费」电影-人人影视

直到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那个女人眼里的光。那不是录像厅屏幕上反射出的虚假光彩，而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混合着恐惧、羞耻和最后一丝希望的，滚烫的微光。

她给我看的东西，确实比周润发双枪扫射的任何一个镜头都更刺激。那盘粗糙的、画面摇晃的家庭录像带，彻底击碎了我二十岁那年对这个世界黑白分明的简单想象。

从那天起，我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才慢慢消化掉那个下午的秘密。我从一个只会在黑暗里寻求廉价英雄梦的工厂小子，变成了一个明白生活本身远比任何电影都更需要勇气的成年人。

故事，要从年的那个夏天说起。

第1章 红塔山与周润发

年的夏天，空气总是黏糊糊的，像一块化了一半的麦芽糖，粘在人裸露的皮肤上。我们南风纺织厂的宿舍楼，就是这块糖里最密集的一群蚂蚁。我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只。

我叫王建军，刚满二十岁，从乡下进城当工人还不到一年。对我来说，这个城市巨大、喧闹，但也陌生、孤单。白班三班倒，下了班，除了和工友们在宿舍楼下抽烟、吹牛，最大的娱乐，就是去工厂拐角那家“环球录像厅”。

录像厅老板是个姓钱的胖子，总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白背心，坐在门口一张吱吱作响的藤椅上，手里摇着一把蒲扇，眼皮耷拉着，像是永远没睡醒。但只要你递过去一块钱，他的眼睛就能立刻精准地捕捉到钱的真伪，然后懒洋洋地朝里一指：“随便坐。”

录像厅里永远是那股味儿。是汗味、劣质香烟的烟味、还有角落里隐约的霉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光线昏暗，只有前方那台寸的“金星”牌彩电，不知疲倦地闪烁着光芒，把一张张年轻或疲惫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我喜欢坐在倒数第二排靠墙的位置。那里最暗，最不容易被人打扰，可以让我毫无顾忌地沉浸在香港的江湖恩怨里。那年头，正是港片的天下。《英雄本色》、《喋血双雄》、《赌神》，周润发穿着风衣、叼着牙签的形象，是我们这些厂里小青年模仿的终极目标。我们买不起风衣，但省下两顿饭钱，买一包七块钱的红塔山，学着他的样子点烟，也能获得片刻的满足。

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女人。

她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不能说多漂亮，但很干净。不像厂里那些咋咋呼呼的女工，她总是很安静。她通常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个髻，偶尔有几缕碎发垂下来，贴在微微出汗的脸颊上。

她很奇怪。

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但她好像从来不看电影。每次，她都坐在第一排最靠边的位置，身子微微侧着，眼睛与其说是盯着屏幕，不如说是在盯着门口的方向。屏幕上的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似乎都和她无关。她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直到一场电影放完，灯光亮起，她就悄无声息地汇入，消失不见。

录像厅里龙蛇混杂，来看电影的，大多是和我们一样的单身工人，或者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一个看起来像是有家室的年轻女人，天天泡在这里，本身就很扎眼。工友们私下里议论过她，话说的都不太好听。有的猜她是跟哪个野男人在这里约会，有的更直接，说她可能是“那种女人”，在这里寻找“生意”。

我嘴上不说，心里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她的眼神。她的眼神里没有风尘，只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疲惫和焦虑。那是一种总在等待什么，又害怕等来什么的复杂情绪。

有一次，放的是《阿郎的故事》。当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响起来，周围响起一片压抑的吸鼻子声时，我无意中瞥了她一眼。昏暗的光线里，我看到她正用手背飞快地擦着眼睛。她没有哭出声，但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那一刻，我觉得工友们的猜测都是错的。一个会为阿郎的死而流泪的女人，内心一定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好奇。这种好奇与男女之情无关，更像是一种对同类的怜悯。在这个巨大而冰冷的城市里，我们或许都是孤独的。她有她的心事，而我，有我的迷茫。我们各自坐在黑暗的角落里，借着屏幕上别人的故事，短暂地逃离自己的生活。

我们就这样当了近一个月的“默契影友”。从不交谈，甚至没有过眼神的交汇。她固执地守着她的第一排，我固执地守着我的倒数第二排。我们之间隔着十几排座位，隔着几十个吞云吐雾的陌生人，也隔着各自无法言说的秘密。

直到那天下午，录像厅里放的是一部武打片，李连杰的《黄飞鸿》。当“男儿当自强”的音乐响彻整个录得有点失真的音响时，我身边那个常坐的工友没来。

那个女人，林岚——我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破天荒地没有坐到第一排。她走过一排排座位，径直来到我身边，坐了下来。

我愣了一下，手里刚点燃的红塔山忘了往嘴里送，烟灰烫到了手指。我下意识地往墙边挪了挪，给她腾出更多空间。

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和录像厅里浑浊的空气格格不入。

我能感觉到她在看我，但我不敢转头。我只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看着黄飞鸿用“佛山无影脚”一次次踢倒敌人，心里却擂鼓一样地响。

电影放到一半，正是最紧张的打斗场面。

她突然靠了过来，温热的气息吹在我耳边，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小兄弟，”她说，“想不想……看点更刺激的？”

第2章 黑暗中的耳语

我的大脑“嗡”的一下，瞬间一片空白。

那句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我二十岁，不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工厂宿舍那种荤素不忌的环境里，我知道“更刺激的”通常意味着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是羞恼和抗拒。我把她想象成一个有心事的、值得同情的女人，可她一开口，却把我拉进了最不堪的猜测里。难道工友们说的是对的？

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幸好录像厅里足够黑，没人能看见。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重重地撞在胸口，盖过了屏幕上刀剑相击的声音。

我僵硬地转过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她。

黑暗中，她的脸部轮廓很柔和，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那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轻浮或挑逗，反而充满了恳求和一种孤注一掷的紧张。她的嘴唇紧紧抿着，似乎说出那句话已经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

“……什么意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带着一丝戒备。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误会，眼神黯淡了一下，飞快地摇了摇头，然后又朝我凑近了些，声音压得更低了，几乎成了气音：“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一盘录像带，我自己的……比这个，比这些打打杀杀的，要……要真实得多。”

她自己的录像带？

我的脑子更乱了。在年，拥有私人摄像机的人家凤毛麟角，那都是非富即贵的象征。她看起来那么普通，怎么会有自己的录像带？而且，是什么样的内容，会比黄飞鸿大战严振东还刺激，还真实？

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但理智告诉我，这事不对劲。一个陌生的女人，神神秘秘地邀请你看一盘来路不明的带子，怎么看都像个圈套。我一个从乡下来的穷小子，身上除了每个月那点微薄的工资，也没什么值得别人惦记的。图什么呢？

我沉默了。屏幕上，黄飞鸿正在慷慨陈词，说着家国大义，可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胶着在我脸上，那目光像是有重量，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我还是看这个吧。”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退缩，指了指屏幕，声音不大，但态度很坚决。

说完，我把头扭了回去，假装专心看电影，但眼角的余光却一直留在她身上。

我看到她的肩膀明显地垮了下去，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她低下头，双手无意识地绞着自己的衣角，那个动作里充满了失望和无助。

那一瞬间，我心里某个地方突然被刺痛了。

我看到了她的脆弱。那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走投无路时的绝望。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也许，我真的误会了她？也许她真的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处，需要找个人倾诉，或者，找个人作证？

录像厅里嘈杂依旧，可我身边的这片小空间，却安静得可怕。我能听到她极力压抑的、细微的呼吸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内心在天人交战。一边是明哲保身的本能，告诫我不要多管闲事；另一边，却是那个下午看到的、她为阿郎流下的眼泪，和此刻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令人心疼的无助感。

我兜里还揣着半包红塔山，我摸出一根，想点上，却发现手抖得厉害，划了好几次火柴才点着。我猛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呛得我咳嗽起来。

她被我的咳嗽声惊动，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歉意，好像觉得是自己打扰到了我。她动了动身子，似乎准备离开。

就在她起身的那一刻，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鬼使神差地开了口。

“在哪儿看？”我问，声音比蚊子哼哼也大不了多少。

她准备起身的动作停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黑暗中，我看到她的眼睛又一点点亮了起来。

“……有小放映间。”她急忙说，生怕我反悔似的，“五块钱一小时，可以自己放带子。”

五块钱。那是我两天的伙食费。

我犹豫了。不是心疼钱，而是在掂量这个决定的分量。我知道，一旦我跟她走进那个小房间，我就不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了。我将被迫卷入一个我不了解的秘密里，而秘密，往往意味着麻烦。

她看出了我的犹豫，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又想起她独自一人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孤独的背影。在这个城市里，我也是孤身一人。那种无助的感觉，我懂。

“走吧。”我掐灭了只抽了两口的烟，站起身。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电影里那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虽然我没有风衣，也没有双枪，只有一个因为紧张而怦怦直跳的心脏。

第3章 另一盘录像带

钱老板对我们的组合似乎一点也不意外。他耷拉的眼皮抬了抬，接过我递过去的五块钱，用沾着油泥的指甲熟练地一弹，然后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钥匙，扔在柜台上。

“最里面那间，自己开门。”他的声音还和之前一样懒洋洋，仿佛我们不是去看什么神秘录像带，只是去厂里食堂加个餐。

小放映间在录像厅的最深处，要穿过一条挂着厚重棉布帘子的走廊。走廊里光线更暗，空气也更浑浊。我的心跳得更快了，手心里全是汗。跟在我身后的林岚，脚步声很轻，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急促而压抑。

房间很小，大概也就五六个平方。里面只有一张破旧的双人沙发，一个矮茶几，和一台同样老旧的彩电，下面连着一台“金王子”牌录像机。墙壁上贴着一些已经卷了边的港星海报，张国荣、梅艳芳，在昏暗的灯光下，表情暧昧不明。

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林岚显然比我更紧张。她一进屋就紧紧地关上门，还把门上的插销给插上了。那个“咔哒”声，在寂静的小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一道分界线，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彻底隔开了。

我有些不自在，站在门口没动。她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盘录像带。那是一盘最普通的TDK录像带，上面没有任何标签。她拿着录像带的手，在微微发抖。

她走到录像机前，弯下腰，动作有些笨拙地把带子塞了进去。录像机发出一阵“咔嚓”的机械声，然后开始运转。

她没有坐到沙发上，而是退到了墙角，紧紧地靠着墙，仿佛那里能给她一些支撑。她双手抱在胸前，眼睛死死地盯着即将亮起的屏幕，那神情，像是在等待一场审判。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在沙发上坐下了，但只坐了半个屁股，身体保持着随时可以站起来的姿态。

电视屏幕闪烁了几下雪花，然后，画面跳了出来。

没有龙标，没有电影公司的片头，甚至没有声音。画面是晃动的，拍摄的人显然很不专业，镜头一直在抖。场景看起来像是在一个普通人家的客厅里。装修很简单，白色的墙壁，水磨石的地面，一套棕色的组合家具，墙上还挂着一幅“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男人。他背对着镜头，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身材微胖，正在擦拭一个玻璃鱼缸。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到底是什么？难道是什么偷拍的……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走进了画面。

是林岚。

录像带里的她，比我面前的她要显得年轻一些，气色也好一些。她穿着和现在身上这件一模一样的淡蓝色连衣裙，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对那个男人说着什么。

录像带依然没有声音，像是看一场蹩脚的默片。

男人停下擦鱼缸的动作，转过身来。他长得不算难看，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他似乎对林岚说了句什么，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林alin把西瓜放在茶几上，又说了几句，脸上依然是那种小心翼翼的笑。

男人脸上的不耐烦越来越重。他突然伸出手，一把将茶几上的果盘扫到了地上。红色的西瓜摔在水磨石地面上，碎了一地，鲜红的汁液溅得到处都是。

我的心猛地一沉。

录像带里的林岚被吓得浑身一哆嗦，愣在原地。男人指着她的鼻子，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激烈地训斥着什么。他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和平静的客厅、墙上那副“家和万事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林岚似乎在辩解，或者是在哀求。

突然，男人扬起了手。

一记响亮的耳光。

尽管录像带是无声的，但我仿佛能听到那清脆的“啪”的一声。我的身体猛地绷紧了。

录像带里的林岚被打得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她的头发散了，嘴角似乎流出了血。她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男人。

而那个男人，像是打开了某个开关。他冲上前，对着倒在地上的林岚，开始拳打脚踢。他用皮鞋的鞋底，狠狠地踹着她的腹部、她的后背。

镜头晃动得更加厉害了，拍摄者似乎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能听到粗重的喘息声，那是从我身边的现实世界里传来的。我转过头，看到墙角的林岚，脸色惨白如纸，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仿佛正在重新经历那场噩梦。

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我见过街头混混打架，看过电影里英雄喋血，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一个挂着“家和万事兴”的普通家庭里，会发生如此残暴的一幕。那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此刻在我眼里，比任何一个电影里的反派都更像魔鬼。

屏幕上的暴行还在继续。男人打累了，就停下来，叉着腰喘气，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着。地上的林岚蜷缩成一团，一动不动。

然后，男人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突然转头，看向了镜头的方向。

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扭曲的、发现了什么的狞笑。他朝着镜头走了过来。

画面剧烈地晃动起来，最后，变成了一片黑暗。

录像带还在“沙沙”地转着，但屏幕上，只剩下了一片雪花。

整个小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第4章 无声的控诉

雪花在屏幕上跳跃，发出单调的“沙沙”声，像是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我的神经。那声音和刚才无声的暴力画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我僵在沙发上，一动也不敢动。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湿了，紧紧地贴在皮肤上。我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一盘录像带，而是刚刚亲眼目睹了一场谋杀。那种真实感，是周润发对着天空开一百枪也无法比拟的。

屏幕上的英雄，流的是番茄酱。而刚刚那个倒在地上的女人，流的是真正的血。

我缓缓地转过头，看向墙角的林岚。

她还保持着那个姿势，双手抱着自己，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里。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到她瘦削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压抑了很久的、细碎的呜咽声，从她身体里传出来，像是受伤的小兽在绝望地悲鸣。

这哭声，比任何声嘶力竭的呐喊都更让人心碎。

我喉咙发干，想说点什么安慰她，却发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在这种赤裸裸的、残酷的真相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我能说什么？说“别哭了”？还是说“会好起来的”？我自己都不信。

我站起身，走到录像机前，按下了退出键。录像带“咔”的一声弹了出来。我把它拿在手里，那盘小小的、黑色的塑料带子，此刻却重得像一块铅。

这就是她说的“更刺激的”。

这刺激，不是感官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它像一把榔头，狠狠地砸在我二十年建立起来的那个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上。原来，坏人并不都长着一副凶神恶煞的脸，他们也可能戴着金丝眼镜，在单位里受人尊敬。原来，暴力不只发生在香港的街头，也可能就隐藏在邻居家紧闭的门后。

我把录像带放在茶几上，然后从兜里摸出那包被汗浸得有些发软的红塔山，抖出一根递给她。我知道她可能不抽烟，但这似乎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

她慢慢地抬起头。

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眼睛又红又肿，嘴唇被自己咬出了血印。她看着我递过去的烟，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谢谢……我不抽。”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我收回手，自己点上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吐出来，稍微驱散了一点我心头的寒意。

“那个人……是你丈夫？”我问，声音很轻，生怕再次刺痛她。

她点了点头，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叫张伟，是咱们厂供应科的副科长。”她断断续续地说，“在外面，人人都夸他是个好人，有文化，脾气好，对人客气。可一回到家，关上门……”

她没有说下去，但那盘录像带已经说明了一切。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打你？”我问出了一个最愚蠢的问题。

她惨然一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有时候，是因为菜咸了。有时候，是因为我没给他把皮鞋擦亮。有时候……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他那天在单位不顺心了，或者喝酒了，看我不顺眼，就动手了。”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庭矛盾，而是纯粹的、病态的虐待。

“你……没想过报警吗？或者找街道，找妇联？”我急切地问。在我的认知里，遇到这种事，就应该找组织，找政府。

她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绝望：“没用的，都试过了。我去找过街道的大妈，她们劝我，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床头吵架床尾和，让我多忍忍。我回娘家，我爸妈骂我丢人，让我好好过日子，说一个女人家，离了婚还怎么活？我……我甚至偷偷去派出所问过，人家说，这是家务事，他们管不了，除非……除非我被打成重伤。”

她撸起自己的袖子。

我看到她纤细的手臂上，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陈旧伤痕，像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抽象画。

“这些，都不算重伤。”她平静地说，仿佛在说别人的事。

我彻底说不出话了。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用自己天真的想法去质问一个身处地狱的人为什么不爬出来。原来，地狱的周围，早就被“家丑不可外扬”、“劝和不劝分”这些观念筑起了一道道看不见的高墙。

“那……这盘录像带？”我指了指桌上的带子。

“是他去年买的摄像机，说是要记录我儿子的成长。”她提起儿子，眼神里闪过一丝温柔，但很快又被痛苦取代，“那天，我儿子被他爸妈接回老家住几天。家里就我们俩。他又因为一点小事……动手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偷偷把摄像机打开，藏在了书柜的角落里。”

“我想留下证据。我想让所有人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声音也大了起来，“可是，我能给谁看？我把这盘带子拿给我妈看，她看完之后，第一反应是把带子抢过去，要把它毁掉。她说，这要是传出去，我们家的脸就丢尽了！”

我仿佛能想象到那个场景。一个绝望的女儿，拿着唯一的证据去寻求母亲的帮助，却被至亲以“脸面”为由，再次推入深渊。

“我没办法了。”她看着我，泪水和着鼻涕一起流下来，样子很狼狈，但眼神却异常坚定，“我只能来这里。我想，在这里，总能找到一个……一个愿意相信我的陌生人。我每天都来，观察每一个人。你看起来……像个好人，不像他们那么油滑。”

原来，这一个月，她不是在等人，而是在选人。

而我，王建军，一个二十岁的、平平无奇的工厂小子，被她选中了。

我手里的烟已经燃到了尽头，烫得我一个激灵。我看着她那张被泪水浸泡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连自己未来都看不清楚的普通人。我能为她做什么？

可我无法拒绝那双眼睛。那里面，装着一个女人最后的希望。

第5章 一包揉皱的香烟

小放映间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充满了林岚压抑的哭声和我的沉默。那包红塔山被我揉得不成样子，烟盒上的红塔图案都皱成了一团，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

帮她？怎么帮？拿着这盘录像带去派出所？去厂里举报张伟？我只是一个刚进厂不到一年的学徒工，人微言轻。而张伟，是供应科的副科长。在国营大厂里，这不大不小也是个“官”。供应科更是个肥缺，能当上副科长的，背后能没点关系？我一个无亲无故的外地人，拿什么跟他斗？搞不好，工作丢了都是小事，被他报复，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帮她？我做不到。刚才那血淋淋的画面，她手臂上那些新旧交错的伤痕，还有她那双绝望的眼睛，已经烙在了我的脑子里。如果我今天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扭头就走，那我这辈子恐怕都睡不安稳了。我会鄙视我自己。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事情。在乡下的时候，邻里之间吵架，最多就是摔个碗，骂几句街，村长出面调解一下也就过去了。我从没想过，夫妻之间，会残酷到这种地步。

林岚渐渐停止了哭泣，只是偶尔抽噎一下。她大概也看出了我的为难，眼神里的光又一点点黯淡下去。

“对不起，”她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该把你牵扯进来的。你……你就当今天什么都没看见吧。”

她站起身，伸手去拿桌上的录像带，准备离开。

她的手，和她的手臂一样，很瘦，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就是这只手，承受过暴力，也勇敢地按下了摄像机的录制键。

“等等。”我叫住了她。

她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从皱巴巴的烟盒里又抽出一根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或许很笨，或许没什么用，但它是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唯一能想到的，也是唯一敢做的。

“直接去厂里或者派出所，可能不行。”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张伟是科长，在这一片肯定有他的人。我们这样过去，录像带说不定半路就没了，还会打草惊蛇。”

听到我开始帮她分析，林岚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她重新坐回沙发边，紧张地看着我，像一个等待老师指点的学生。

“那……那怎么办？”

“不能在咱们这个地方解决。”我继续说，脑子在飞快地转动，“得去一个他够不着的地方。一个比咱们厂、比咱们这个区都大的地方。”

“更大的地方？”林岚有些迷茫。

“省城。”我吐出两个字，“去省妇联，或者省里的报社、电视台。他们管的事大，影响力也大，一个小小的科长，手再长也伸不到那里去。而且，这种事情一旦被报纸捅出去，就成了社会新闻，厂里为了名声，也不敢再包庇他。”

这个想法，其实是我从录像厅的电影里学来的。电影里的主角遇到冤屈，总是要去一个更高级的地方申诉。虽然我知道现实和电影不一样，但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林岚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个思路，是她之前从未想过的。她一直被困在这个小小的城市，小小的工厂生活区里，思维也受到了禁锢。

但很快，她眼里的光又黯淡了下去：“可是……去省城要路费，我身上……我身上没钱。张伟把工资卡看得死死的，我每个月只有一点买菜钱，根本攒不下来。”

说到钱，她显得更加窘迫和难堪。

我沉默了。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口袋里，有我这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共一百二十块钱。我盘算着，留下三十块钱吃饭，剩下的……

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放在了茶几上。有几张十块的大团结，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一块、两块的票子，皱皱巴巴的，一共九十多块钱。

“这些……你拿着。”我说，“我刚发了工资，就这么多了。去省城的车票大概十几块钱，剩下的，够你在省城住两天最便宜的小旅馆，吃几顿饭了。”

林岚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桌上那堆钱，又看了看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不，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她连连摆手，情绪激动，“我们非亲非故的，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你也是个工人，挣钱不容易。”

“拿着吧。”我的态度很坚决，“这钱不是白给你的，算我借给你的。等你事情解决了，以后有钱了再还我。你要是现在跟我客气，就等于放弃了唯一的机会。”

我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了，我也不是白帮你。我就是……看不惯一个大男人，关起门来打自己老婆。太不是东西了。”

最后这句话，我说得斩钉截铁。

林alin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颗一颗地砸在茶几上，溅湿了那几张“大团结”。

她没有再拒绝。她知道，这可能是她逃出牢笼的唯一一张船票。

她用颤抖的手，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叠好，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布包里，仿佛那不是钱，而是什么稀世珍宝。

然后，她站起身，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你，王建军。你的名字，我记住了。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赶紧扶住她：“别这样，快起来。”

我不知道，我这个冲动的、近乎天真的举动，到底能不能真的帮到她。我甚至不知道，她去了省城，会不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但在那一刻，看着她重新挺直的腰杆，和眼神里那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我觉得，我做对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成不了黄飞鸿那样的英雄，去匡扶什么天下正义。但至少，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一个走投无路的陌生人，递上一包揉皱的香烟，和一张去往希望的车票。

第6章 一张去省城的车票

我们从小放映间里出来的时候，外面的《黄飞鸿》已经放完了，正在放下一部电影的片头，是一部警匪片。录像厅里的人换了一拨，但空气还是一样的浑浊。

钱老板依然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摇着蒲扇，看到我们出来，眼皮都没抬一下。在这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进进出出，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他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不过是这浑浊中，最不起眼的两滴水。

走在工厂宿舍区那条熟悉的林荫道上，已经是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透过茂密的梧桐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远处，工厂的大烟囱正冒着白烟，下班的铃声隐约传来，夹杂着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和人们的说笑声。

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气息的黄昏，祥和，安宁。可刚刚在那间小黑屋里看到的一切，却像一根毒刺，扎在我心里，让我觉得眼前这片祥和的景象，是如此的虚假和脆弱。谁能想到，就在这片宁静的家属楼里，某一扇窗户的背后，正上演着不为人知的暴力和绝望。

林岚走在我身边，我们一路无话。她把那个装着录像带和钱的布包紧紧地抱在胸前，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快到她家那栋楼的时候，她停下了脚步。

“我就送到这儿吧。”我说。我不想让张伟看到我和她在一起。

她点了点头，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担忧，也有一丝迷茫。

“你……自己要小心。”她轻声说，“张伟这个人，心眼很小。今天的事，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我知道。”我郑重地点头，“你也是。回家之后，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明天一早，你就去汽车站，买最早一班去省城的车票。走了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不回来了？”她愣了一下。

“对。”我说，“事情解决了，就把孩子接走，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生活。如果……如果事情没解决，更不要回来。回来，就是死路一条。”

我的话很残酷，但这是事实。对她而言，这次离开，就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远征。要么赢，要么就永远地逃离。

林岚的眼圈又红了。她用力地点了点头，把我的话记在了心里。

“王建军，”她又叫了一遍我的名字，像是要把它刻在记忆里，“如果……如果我以后能把钱还给你，我去哪里找你？”

我想了想，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我那包被揉得不成样子的红塔山烟盒背面，写下了我们厂宿舍的地址。

“我就住在这里。不过，你不用急着还钱。”我说，“先顾好你自己和孩子。”

她接过那个皱巴巴的烟盒，像接过一份重要的文件一样，小心地放进了包里。

“那我……走了。”她说。

“嗯，多保重。”

她转身，向着那栋灰色的家属楼走去。她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被拉得很长。那背影看起来依然单薄，但脚步，却比我之前见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坚定。

我站在原地，目送她走进楼道，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一件蠢事。我甚至有些后怕。万一张伟发现了什么，来找我的麻烦怎么办？

我掏出烟盒，想再抽一根，才发现里面已经空了。只剩下那个被我写了地址的、皱巴巴的空烟盒。我把它捏在手里，转身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宿舍里，工友们照例打着牌，吹着牛，聊着厂里的女工和香港电影里的女明星。我躺在自己的上铺，用被子蒙着头，却怎么也睡不着。

耳边是工友们的喧闹，眼前却反复浮现出那盘无声的录像带。那个男人狰狞的脸，林岚倒地时无助的身影，还有她手臂上那些青紫的伤痕。

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在那些“家和万事兴”的牌匾下，在那些“夫妻和睦”的表象后，可能隐藏着最深的黑暗和罪恶。

而我，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第一次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去撬动了这黑暗的一角。

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甚至不知道，明天太阳升起后，林岚是否能顺利地坐上去省城的汽车。

但我知道，我不能后悔。

因为，当我把那九十多块钱放到她面前时，我看到了她眼睛里重新亮起的光。那光芒，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我心里的迷茫和恐惧。它让我觉得，自己不再只是一个在录像厅里虚度光阴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血有肉，会愤怒，会同情，会为了不平而挺身而出的人。

哪怕，我能做的，仅仅是为她买一张车票。

第7章 没有结局的电影

第二天，我特意跟车间的老师傅换了班，上了夜班。熬了一夜，清晨六点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车间，却没有直接回宿舍。

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工厂门口，远远地望着通往长途汽车站的那条马路。

晨曦微露，街道上已经有了行人。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清洁工在扫着马路，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开始新的一天。

我在工厂门口的花坛边坐了下来，假装在等什么人。眼睛却一直盯着路口，心里七上八下的。

她会走吗？她敢走吗？张伟会让她走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也一点点地往下沉。去省城最早的一班车是七点钟，如果她再不出现，可能就……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路口。

是林岚。

她换了一件朴素的灰色上衣和长裤，背着那个布包，走得很快，时不时还回头张望，像是在躲避什么人的追赶。她的脸上带着紧张和惶恐，但脚步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立刻站起身，躲到了一棵大树后面。我不想让她看到我，我怕我的出现会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看着她匆匆地穿过马路，向着汽车站的方向快步走去。她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的中。

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她走了。她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至于她去了省城之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也无法控制。但我知道，她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机会，一个逃离地狱、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异常平静，又异常煎熬。

我再也没去过那家“环球录像厅”。我怕在那里触景生情，也怕万一遇到张伟。我每天按时上下班，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看书。工友们都笑我，说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准备考大学去了。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我的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让我和周围喧闹的世界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我时常会想起林岚，想象她此刻正在省城做什么。她找到妇联了吗？报社的人愿意见她吗？她身上的钱够用吗？

我每天都会特意去看厂门口的报刊栏，希望能从省报的某个角落里，看到一则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但什么都没有。报纸上刊登的，永远是领导视察、工厂增产之类的消息。

一个星期过去了，风平浪静。

两个星期过去了，依然风平浪静。

我开始有些不安。难道，她失败了？或者，她根本就没有去那些地方，只是拿着钱跑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立刻被我否定了。我选择相信她，相信她眼神里的那种决绝。

直到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事情终于有了波澜。

那天我正在车间干活，听到几个老师傅在休息时议论，说供应科的张伟副科长，好像出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凑过去装作不经意地问：“张科长怎么了？”

一个老师傅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听说啊，是省报的记者直接捅到咱们总厂的纪委去了，说他作风有问题，还……还打老婆！厂里为了影响，让他暂时停职检查了。”

“打老婆？真的假的？张科长看着挺斯文的啊！”另一个年轻工友表示不信。

“谁知道呢？反正现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听说他老婆半个月前就跑回娘家了，一直没回来。估计是闹得太厉害，捅出去了。”

我站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手心里全是汗。

成功了。她真的成功了。

我不知道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才把这件事捅到了省报那里。但我知道，她一定付出了巨大的勇气。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和欣慰。就像自己亲手种下的一颗种子，在看不到的地方，终于顽强地破土而出，长出了新芽。

那天之后，关于张伟的传闻越来越多。有的说他被撤了职，调去了后勤看仓库。有的说他和林岚办了离婚，孩子也判给了女方。还有的说，他因为这件事，在厂里彻底抬不起头来，自己申请调到外地的分厂去了。

具体是哪个版本，我无从得知。因为从始至终，我都只是一个躲在暗处的旁观者。

张伟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而林岚，也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等了很久，等她来还我那九十多块钱，或者，至少给我捎个信。但都没有。那个写着我地址的、皱巴巴的红塔山烟盒，仿佛和她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有时候我也会想，她是不是已经忘了我，忘了那个在录像厅里借钱给她的愣头青。

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相信，她只是不想再回到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不想再和我这个唯一的知有任何联系，以便能开始一段全新的、干净的生活。

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们的故事，就像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主角在最关键的时刻，走向了未知的远方，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让观众去想象。

而我，就是那个唯一的观众。

第8章 三十年的回响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我没有考上大学，一辈子都留在了这个城市。南风纺织厂在九十年代末的下岗潮中倒闭了，我凭着一点手艺，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五金店，娶妻生子，过着最普通的日子。

当年的“环球录像厅”早就被拆了，原地盖起了一栋闪闪发亮的商场。如今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我们那一代人，曾经会在那样一个黑暗、潮湿、充满烟味的地方，寄托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梦想。

我也老了，鬓角有了白发，眼角爬上了皱纹。当年那个二十岁的愣头青王建军，如今成了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男人。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林岚，没有忘记那个闷热的下午，和那盘无声的录像带。

这件事，成了我心里一个永远的秘密。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的妻子。它就像一颗沉在心湖底部的石子，平时不会泛起波澜，但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清晰地硌着我。

我常常会想，林岚后来怎么样了？她带着孩子过得好吗？她再婚了吗？有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疼惜她的人？

我不知道答案。也许，不知道就是最好的答案。

前年，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她学的专业是新闻。有一次，她回家，兴致勃勃地给我看她做的一篇社会调查报道，是关于反家庭暴力立法的。

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和数据，听着女儿用专业的口吻分析着法律的进步和社会的觉醒，我忽然有些恍惚。

“爸，你怎么了？”女儿见我发呆，推了推我。

我回过神来，笑了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你们这个时代，真好。”

女儿不解地看着我。

我没有解释。她不会明白，在三十年前，一个女人想要逃离家暴的地狱，是多么的艰难和无助。她更不会明白，当年的一盘录像带，一张去省城的车票，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个晚上，我从一个旧箱子的最底层，翻出了一个东西。

是那个皱巴巴的、写着我地址的红塔山烟盒。

这么多年，搬了几次家，扔了无数旧物，但这个烟盒，我一直留着。烟盒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南风纺织厂三号宿舍楼室 王建军”这几个字，依然清晰可辨。

我拿着它，摩挲了很久。

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不是英雄，甚至算不上一个特别成功的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丈夫，一个普通的父亲，一个守着小店过活的普通市民。

但在我漫长而平凡的一生中，有过那么一个下午，我用我仅有的勇气和善良，为一个陌生人的人生，撬开了一丝光亮。

这就够了。

那九十多块钱，林岚终究没有还我。但这笔“债”，却成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它时常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电影里的刀光剑影和英雄梦想，还有一种更真实、更深刻的“刺激”。

那就是，在别人身处黑暗时，选择做一个提灯的人。

哪怕，你手里的，只是一根划亮的火柴。